星期五, 九月 03, 2010

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南方周末本期世博专稿,原文已被删改)

(《HIGH过之后,优雅起 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这篇稿子历经七次修改,数次送审,最后出来的稿子已经与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评世博会的内容悉数删除。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 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民如 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对一 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 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 个横跨浦江两岸的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 着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 塔西亚难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 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 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 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 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 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 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 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 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 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 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 发现走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 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 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 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 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 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 泰国馆馆长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 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 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 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幸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 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 Basti调侃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 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 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 了纸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 己竟然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 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 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 个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 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 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 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 开始抱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 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 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大部分时间人头攒 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 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 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 下雨,为什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 果他们经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说实话,都是看个热 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 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 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 水袖挥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星期五, 七月 16, 2010

流沙河演讲:“不许诽谤旧社会”,“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当代诗人,1931年11月11日生,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历任川西《农民报》副刊编辑、四川省文联创作员、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编辑、《星星》编辑。1957年后在成都从事多种劳作,工余研读诸子百家。1978年到金堂县文化馆任馆员。1979年复出发表作品。年底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中国作协理事、四川作协副主席。作品出版20种。他的诗《理想》被编入人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语文第6课,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共12年。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故园六咏>>荣获1979至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

  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这便是人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流沙河。

  

各位朋友:

  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但是我要承认,40年代共产党编的《抓壮丁》那个戏绝对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个定义叫"典型",那时我们的"苏联老大哥"马林科夫就说过:"典型不是平均数,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由于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先就认定了"旧社会是反动的",这是"本质"。哪怕只有一个"抓壮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鲜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你不写这个,写了其他的壮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实。何况我们本身从 "革命意识"出发,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写出《抓壮丁》这样的戏来,确实是"革命文学"的样品,而且符合他们的纲领。但是本质上这是极不真实的,这是把万分之一拿来丑化人家那个九百九十九。这是荒谬的。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壮丁上了前线会那样的英勇战斗?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 属"五类分子"被弄回家乡集中改造,"五类分子"中还有一种叫"历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军人。这些老军人有的在前线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聋了——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人,当时还要叫他拉架子车。所有这些老兵,包括到过滇缅战场的,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君子,没有一个当贼的——即便在做体力劳动、那么艰难那么苦的日子里,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犯了法的,他们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泽东死了他们还都帮到哭,全是善良之辈。比较起来我是头号"坏蛋",因为我心头还隐藏有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那么老实,居然把他们搞成"反革命",一个一个的累死。直到80年代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经快要死完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英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英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

  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 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GOD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 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yang。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

  ——"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 are "微敏",There 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星期三, 一月 16, 2008

China: Addressing Backlash Against Reform

中国:改革的成本

Andy Xie (Hong Kong)

谢国忠(香港)

Summary & Conclusions

结论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most intense debate in a decade on the merits of its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Rising inequality and rising household financial burdens are the triggers. The debate is another factor that will shift China’s priority from growth to non-growth issues, I believe.

改革开放政策到底是否正确?中国正在经历10年来最激烈的争论。导火索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和家庭生活负担。我认为,这场争论是使中国经济发展首要问题从经济增长转向非经济增长问题的因素之一。

The growth target in the 11th five-year plan (2006-2010) is 7.5%, compared with 9.5% for the past 25 years. By setting a low target, the government has room to focus on urgent issues, such as income inequality, education, healthcare, housing, and pollution. By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shift away from investment and exports to consumption, in my view.

过去25年中,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5%,而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只有7.5%。因为发展速度目标降低了,政 府就有更大的主动来关注那些迫切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教育、医疗、住房和污染。在我看来,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动力将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

Debating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争论

China’s GDP expanded by 57.3% in constant price terms and 83.8% in current price terms between 2000 and 2005,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Statistics Bureau. Negative sentiment towards the economy has increased rapidly, despite the fast growth.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his is the resurgence of anti-reform sentiment.

Extreme income inequality and other ills in China’s economy have always elicited strong opinions. However, until recently,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had not been questioned seriously for a decade. The current debate centres on whether the reforms have caused the problems and have gone too far — that is, questioning the merit of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One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backlash is the negative sentiment towards the sales of state-owned assets to foreign capital. Private equity firms, for example, are facing more difficulty in acquir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en the IPOs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in Hong Kong are being questioned. The rallying cry is that China is selling its assets to foreign capital too cheaply.

Concerns about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economy are often linked to doubts about foreign capital, since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s economy is one of the most visible signs of its open door policy. I estimate that one-fifth of China’s GDP (over half in the export sector) is produced by foreign-owned firms, which would make China the most open large economy in the world.

Negative sentiment over foreign capital seems to derive mostly from a small elite, worried that foreign capital may be under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mpanies. The lack of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Chinese firms has fanned the flames of such suspicion.

The sentiment towards foreign capital among the population is mostly positive. Most local governments still tout the amounts of foreign capital that they attract to their populations.

‘Retreating is no way out’

“倒退没有出路”

China’s top leaders have reaffirme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reform and the open-door policy. The Premier has stated that retreating is no way out. The risk of a substantial policy reversal is still low, in my view. Despite the ills in the economy, most people are far better off than 15 years ago, when China was still quite closed. There is little popular support for a step backwards.

While the public at large support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they also want their concerns to be addressed. I believe the main concerns are (1) rural poverty, (2)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3) escalating costs of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4) declining property affordability, (5) pollution, and (6) work safety. Public demand for government action on these issues looks likely to escalate in the coming years.

China’s economic policy has tended to be about sustaining fast growth. Whenever growth has looked like slackening,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nother wave of reforms to revive momentum. China has trusted in growth as the solution for the country’s problems.

Developments in the current boom have shaken this faith in growth. Despite the magnitude of the boom, popular discussions about the economy relate mostly to escalating problems rather than the accomplishments of growth (e.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is shift in sentiment is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policy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years, I believe.

The growth target in the 11th five-year plan (2006-2010) is 7.5%, compared with a realized growth rate of 9.5% over the past 25 years. The government’s aim in setting a relatively low target is to leave room to address non-growth issues. The 11th five-year plan is likely to be a period of consolidation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in my view.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lement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issues that negatively affect livelihoods. If the problems continue to escalate, the doubts about China’s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could spread from a small elite to the masses.

Diverging trends of economy and household welfare

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分离

The fixation with growth is to blame for many of today’s problems. To mobilize resources to support investment-led grow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shifting financial burdens to the masses.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housing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Merely 10 years ago, most people took for granted that the public sector would finance these three necessities. Today, they have come to represent the biggest outlays in household expenditure. This is why, despite income growth, most people feel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they did 10 years ago.

不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支持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中央和地方政府就把筹集资源的负担转嫁到了社会大众身 上。教育、医疗和住房是其中最主要的项目。仅仅在10年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会理所当然的提供这三种必需品。但是今天,这三项支出却成了家庭消费中的最 大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收入在增长,大多数人却感到比十年前的压力更大了。

As the state sector has shed its burdens, it has used its improved financial situation to list assets on the stock market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The rise in expenditure on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is due partly to the state sector shifting its financial burdens to the household sector.

当国有企业卸走了它的负担后,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于是国有企业增加了投资,到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比如,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部分原因就是国有部门将其财务负担转嫁到普通家庭身上。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housing marke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investment. Sale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creased from 2% of GDP in 1998 to 6.2% in 2005. As household income is about 56% of GDP, this implies that property purchases equate to around 11.1% of household income. The fear of rising property prices is a major driver of rising demand for properties. This item clearly features very prominently in household expenditure, but did not exist 10 years ago.

在投资增加的过程中,住房市场私有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住宅销售从1998年GDP的2%上升到了2005年的6.2%。因为家庭收入大约是 GDP的56%,所以这表明家庭要用其收入的11.1%来购买住房。房地产的需求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害怕房地产价格会不断上涨。这个开支现在在家 庭支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10年前它是不存在的。

The 1Q06 central bank survey on urban consumption and saving behaviour showed that willingness to consume has reached a historical low and education expenditure is the principal deterrent against consumption.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has a serious flaw, in my view. Schools are state-owned monopolies, but have flex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charging students.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that Chinese households attach to education, schools have great pricing power to raise charges on all sorts of pretexts. Chinese schools behave neither like public schools, which have a mission to serve, nor private schools, which must compete to succeed.

2006年第一季度,中央银行对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调查显示,消费意愿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人们不愿消费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费用。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一个很重大的缺点。学校都是国有垄断的,但是却有权利自主决定如何对学生收费。考虑到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学校会以各种借口运用其定价权来提高费用。中国的学校既不像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也不像必须靠教育质量来确保生存的私立学校。

The latest report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anks China fourth from bottom among over 190 countries on social equity of healthcare. China had a healthcare system completely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only 10 years ago. The dramatic reversal has had a traumatic impact on livelihoods. Similar to schools, Chinese hospitals are state-owned monopolies that have pricing flexibility. In healthcare, the bargaining position of the patient is essentially nil.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is the cause of considerable resentment.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医疗公平的报告,将中国在190个国家中列在倒数第四位。仅仅在10年前,中国的医疗体系完全由政府来承担。体制的变化对普通人 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教育体系相类似,中国的医院也是国有垄断的,且有价格自主权。病人对价格几乎完全没有异议能力。现在的医疗体系在人民中造成巨大怨恨,是毫不奇怪的。

The new and large burdens from shoulder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housing expenses explain why China’s impressive growth has not generated the same increase in household welfare — because the growth has taken place partly at households’ expense. The China Youth Daily recently published a survey showing that 85.3% of the population feel a heavier financial burdens now than 10 years ago.

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新增的开支不断增大,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不能在国民福利上体现出来,因为这种经济增长一部分是以国民福利为代价而换来的。《中国青年报》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人感到现在比10年前经济负担更重。

Th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ehold welfare is due to the three ‘mountains’ of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housing, which weigh down on household pocketbooks. Indeed, one major reason behind China’s fast economic growth is the shift in these financial burdens from the state to the household sector.

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分离的原因是“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它们压在普通家庭的钱包上。实际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将社会福利支出转移到了普通家庭的身上。

Policy implications

政策建议

Change appears to be in the air. The recently complete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cused on the big social issues rather than growth per se. I expect most policy changes in the coming months to address the imbalances in China’s economy.

The first area likely to see action move is minimum wages. The city of Shenzhen has just announced an increase in its minimum wage from Rmb 690/month to Rmb 800/month.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are increasingly expressing support for increased minimum wages. I see this as a key ingredient in addressing China’s economic imbalances.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is the next objective that needs to be met to increase household welfare, in my view. Many cities are talking about this, but not doing enough, because such a solution is not sufficiently profitable for either property developers or city governments. I would expect to see some new policies implemented this yea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commercial corruption in hospitals and schools as a temporary measure to respond to popular unhappiness. However, reforms are necessary to make these two sectors function efficiently on their own. I believe China needs to introduce government-funded basic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and to promote private capital market competi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to make these two industries efficient.

(完)

星期一, 五月 21, 2007

加入自动播放对策委员会

我很反感网页和软件中的音乐自动播放!我支持所有类似的非盈利团队。

一位台湾的BLOGGER《废业青年日记》上成立了首个网络”自动播放对策委员会”。

以下是他们的章程:

自动播放对策委员会会旗

取红底黄图的国际通用暂停播放符号,超越一切语言隔阂与文化障碍,期待让更多人在面对自动播放影音时,能够不再手忙脚乱,而能镇定应对。

前言

自动播放对策委员 (Find a Solution with Undesired-autoplay Committee, FUAC)是为了那些因为自动加载/开启的音乐或影片档案而困扰的网络冲浪者提供解决方案而存在的团体。我们并不反对网页播放音乐,也不反对在任何在网页中安插多媒体文件,而是希望网站设计者──无论目的是为了广告、分享,也无论是否为商业网站──在音乐播放的方式上可以更有灵活性,并且让使用者具备合适的技术与知识来面对可能有自动播放对象存在的网页。

委员会命名源起

当多媒体文件突然猝不及防地放声杀到,常令网络冲浪者阵脚大乱,不由自主地会发出「FUCK」之类的古老问候语,本委员会的命名缩写「FUAC」也取该问候语易记、平民化的谐音,统一念法为中文「法克」。因此本会也通称「法克委员会」,不过基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理由,本通称请勿用于公文或媒体新闻稿等正式文件。对策并非是网络冲浪者与网站站长之间权谋术数的零和对抗,而是基于提供双方妥适解决方案的良好愿望。

「自动播放」的定义

被安排在个人网站、博客、或者其它任何网站页面上的多媒体外挂组件,预设为页面开启即自动加载、播放。

「自动播放」可能带来的益处
理想的背景音乐能有效塑造网站氛围,衬托图文,并且表达网站管理者个人风格。网络冲浪者阵也因此有机会主动接触到以往没有渠道得闻或不曾听过的好音乐,或者具有趣的视频片段。

「自动播放」可能带来的问题

繁忙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都不可避免的在工作同时浏览网络,搜寻必要的信息,或者短暂的休憩。在隔音效能不佳的办公隔间环境里,网站自动播放的音乐往往是资方甄别特定员工的最佳指标。虽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受雇者因突然爆出的音乐声而遭受解雇,不过自动播放影音档案对于使用电脑员工的工作权仍然可能造成某程度的威胁。

即使不在工作场合,在自身计算机或房间音响、随身听等设备正在播放音乐,或是正使用网络电话、MSN语音通讯软件的情况下,若是开启网站突然播放音乐,可能造成严重的二次混音问题。如果播放的是充满着性暗示内容的歌曲,更可能对浏览者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地位造成打击。

「自动播放」对使用者产生何种影响?

就积极的一方面来说,自动播放可能让使用者有机会接触到不曾听过的有益音乐和视频。但就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造成网络冲浪者的不便与不悦,并可能影响其继续或再度拜访该网站的意愿。

「自动播放对策委员会」的目的

本会的目的在于使浏览者具备基本的知识与技能,以应对内含自动播放影音的网页,同时也向所有网站或网页设计者提供一个简单的意见参考。

「自动播放对策委员会」会员募集

会员募集说明

本委员会不需缴交会费或任何个人资料,只要您在网志或个人网站里张贴本会稍后将陆续提供的串联贴纸,或者撰写一篇与自动播放议题相关的文章后发送引用通告或连结本文,即可自动成为自动播放对策委员会委员。

会员资格
壹、因自动播放的影音文件而感到格格不入的人。
贰、希望委婉地传达讯息给那些使用自动播放的朋友们的人。
叁、曾经因自动播放的影音档案而在主管或指导教授面前满头是包的人。
肆、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不过对此议题感到有兴趣的人。
伍、曾经因为自动播放的影音文件发生混音而听过地狱来的声音的人。

本委员会的大门永远为各位敞开。

星期二, 五月 15, 2007

人生是一次旅途

夏初的下午,清风拂面,慵懒的阳光若隐若现地从树叶之间洒下;
人和车缓缓地流动,我的呼吸也和这个城市的节奏一样变慢,暂时忘却所有的烦恼。

我挺喜欢这个城市。

借用小芥末的一张照片:

THE SUNSHINE

星期四, 五月 10, 2007

IBM的键盘刷

搞了个IBM的键盘刷,刷键盘很好用。
我觉得以后还可以用来刷主板。

IBM的键盘刷

星期一, 五月 07, 2007

火车偶遇

5月1日回家时,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给枯燥的旅途平添了几分乐趣。
快下车时,小女孩把她的一个发卡送给了我。

火车偶遇 火车偶遇
火车偶遇 小女孩的发卡